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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刑辩大讼师李肖霖

      

    走近刑辩大讼师李肖霖

      

    走近刑辩大讼师李肖霖

      

    走近刑辩大讼师李肖霖

      但据与李肖霖共事多年的一位律师透露,刘晓庆公司案子的辩护词主要出自李肖霖之手。

      在李肖霖自认为代理最为成功的河南周口警察杀人案,作为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李肖霖被警察的家属指着鼻子骂,但是他都从容面对。并且,在免费替受害人代理民事案件时,李肖霖建议受害人家属宽恕那几个涉嫌杀人的警察的死罪。他说仇恨不能解决问题,结果遭到了受害人父亲的指责:“这个律师咱不用了,他没收我们的钱,背不住对方给了他钱了,要不他怎么为对方讲话呢。”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在部队里服役的李肖霖,对这种心灵的突然深刻转变,毫无头绪,甚至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所有的一切就那样清楚地发生了,并且自己予以肯定。

      李肖霖设想,这个公民陪审团成员,在案件审理所在地由程序法官随机抽取之后,进行第一轮筛查,凡听说过该案件的都剔除在外,以防先入为主,带有偏见;然后再由双方律师可无因辞退相同的人数,最终留下的即是最终成员,一般为12人,考虑到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增加两名替补。要特别注明的是,法学教授、律师、法律工作者不准参加公民主审团。

      他认为,当一个法官不受任何行政约束,他的未来生存得到保障,他无需为世俗关系所累之时,配合公民陪审团的隔绝关系运作分权参与审判,在审判当中依法代入公众认可的道德价值观念,让干扰法官和审判权寻租无缝可钻,使任何金钱和权力在这样的审判制度当中都毫无用处。如此,一切违法违纪的行为都会在这样的制度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

      面对记者要他对23年来的律师执业生涯作一个总结或评价的提问,李肖霖沉默了两分钟,然后认真地作出了回答。

      这则成功辩护的案例最终入选了重庆市律师协会评选的2014年度十大经典案例,而由李肖霖主笔的7.8万字的辩护词也被中国律师博物馆收录。

      回过头来看,文革时,作为一个13岁的孩子,李肖霖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打倒,家里从此门可罗雀,曾经最好的叔叔阿姨都绕着他走,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思考起了人性。

      亲历过文革的李肖霖,对法律有着特别的敬仰。而对于那些遭遇司法不公的当事人,他往往充满了同情。看到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总是希望能改变这个现状。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他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中国梦。

      “一两千人里面有一两个人自然转阴,我回家跟我妈讲,我妈说,你老给受苦受难的人说话,积德了。所以我相信做好事、积德的人真的是有好报的。”李肖霖说。

      “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辩护。”李肖霖说了一句基督教当中的话,“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恶。”他说,“我是反对死刑的,但法律必须遵守。如果被告人受到了冤屈,更应当得到辩护。辩护权是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在履行职务时,我不能够以被告做人有瑕疵、犯了罪而提供不同质量的辩护的。全力维护他的合法权利是我的法定职责。”

      曾有律师问他,面对社会的阴暗面与众所周知的职业风险,为什么还要选择刑事辩护,为什么还有信心做下去?

      简洁有力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敏捷的思维,广博的知识,一叶知秋,无需陈词滥调的自我褒扬,功力就在三言两语间自然流露。

      李肖霖对记者解释说,他目前的许多案子都是和别人一起代理的,而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认真,“几乎所有的案子都要亲力亲为”。

      不过,最终他还是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认可成功代理了该案件,为被害人争取到6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

      无论是叙述案件事实还是辩护过程,李肖霖的语气与表情都平淡如水,波澜不惊,听者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业绩的自豪,但没有丝毫得意与炫耀之色。

      李肖霖的回答出人意料也发人深省。他说:“很多人都问到过这个问题,但我面对这些阴暗面时并不悲观,刑事辩护特别具有挑战性和维护人权。一个国家人权的好坏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对极少数的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维护上。要看到我们国家法治的巨大进步,这是个走向真正法治的必然过程,在推动国家法治的进程中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说这话时,他并没有特别的激动或者矫情,而是平淡从容。

      亲历过文革,李肖霖对法律有着特别的敬仰,看到国家法治的巨大进步,他很开心也很激动。然而,在律师执业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许多丑恶的现象,“常常因为关系运作包括领导指挥这样的关系运作,把一个正常的案子判成了冤假错案。”一些现实当中明显的冤错案件常常让他陷入思考。

      倾听着他的讲述,一件件大案要案逐渐展示在面前,一重重内幕在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被揭开,触目惊心的事实与背景让人心情沉重,而他中途不时穿插的一些辩护精彩片断又在人们心里激起一阵阵惊叹。

      因其代理的案子,常常会在网上遭到谩骂。面对这些谩骂,李肖霖总是一笑置之,甚至在面对邪恶势力时,他都没有心怀仇恨。

      因此,他大胆地设想,法官去组织化,完全独立,官由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大任命,任期为终身制,其薪酬待遇是普通人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李肖霖是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国刑辩界的知名律师,但与一般大律师给人的印象不同,有时他会开着一辆蓝色的飞度上下班,这辆价值七八万元的汽车,就算年收入才只有几十万元的律师也都会“嫌弃”,而李肖霖却开着它自如地出入各种场合。

      为了写就这份辩护词,李肖霖与张燕生的助手公孙雪之间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邮件往来。每写到一个环节,李肖霖就向公孙雪要材料。公孙雪跟着张燕生跟踪了该案7年,所有的材料早已烂熟于胸,总是能够及时提供李肖霖所需。最终这份5万多字的辩护词,竟是李肖霖利用出差间隙一点点完成的。公孙雪在跟李肖霖一次又一次的沟通、磨合之后,很钦佩李肖霖从容自若的处事态度,她在邮件中向李肖霖请教安排时间、调整状态的窍门。

      她对李肖霖说:“我每次看到你,发现你虽然忙碌,但仍然有条不紊,举重若轻。最重要的是,你总是处于一种快乐办事的状态。我肯定没有你那么忙,但是为什么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工作压力很大?”

      或许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有了后来的心灵转变。而后来经历的一个奇迹,更加深了李肖霖的这种慈悲。

      他的这种特质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最终又集中体现在辩护词或代理意见之中。在重庆打黑案中,李肖霖和孙发荣接受委托,为周祖云的上诉作辩护,那一次,李肖霖写下了7.8万字的辩护词,这也是他至今写过的最长辩护词。辩护的最终结果,周祖云由一审被判处死缓,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14年。

      或许是心中有大爱,李肖霖对于那些遭遇司法不公的当事人往往充满了同情。而对于那些做足了坏事的人,也往往充满了怜悯。看到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总是希望能改变这个现状。

      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北京晓庆文化公司偷税案、刘晓庆妹妹冉一红涉税案、抚顺市司法局副局长肖元华贪污挪用案、河南周口警察杀人案、宋留根涉黑案等著名案件的背后,是李肖霖勤勤恳恳的付出。

      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奇迹于李肖霖身上发生了,最后他的澳抗转阴,医生告诉他永久地告别了乙肝。

      今年63岁了仍活跃在法律一线的李肖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小了十岁,记者问他保持年轻的秘籍是什么?他回答说:“做一个自我道德认可的人并快乐地工作。”

      熟知李肖霖的一位法律工作者对记者说,李肖霖为人低调、朴实,从不在乎场面上的一些东西,而只知道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

      曾有律师在翻阅了李肖霖装订成册、动辄数万言的辩护词之后,很为其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细到极致的辩护思路所折服,称赞其辩护词堪比教科书。

      在李肖霖的微博中,他因公开撰文质疑一起强奸案而招致众多骂声。他说自己不会生气,相反对开口就骂人的人,他是心怀怜悯的。作为律师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有人支持、有人质疑。但他只遵守内心确认和法律规定的,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就走下去。

      李肖霖其实并不是专业做刑事辩护的,因为在大学教过经济学,他自己考过会计,还通过了高级经济师的考试,所以他也会代理一些民商事案件,但总体上以刑事辩护为主。

      李肖霖认为,没有观念的前进、理论的先行,就不可能有体制的转变,目前被推崇的“庭审中心制”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下面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现有的审判体制的小修小补已经证明是没有效力的,权力指挥审判和重大错案仍然发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接受委托之前,李肖霖曾两次参加过念斌案的研讨会,他发现该案从作案动机、毒药来源、毒药的配制、毒药的投放、使用等后面一系列的环节,每个环节的证据几乎都涉嫌造假,根本无法形成指控犯罪的证据链,于是主动请缨写辩护词的初稿。

      其实,轰动一时的念斌申冤昭雪案最终的福建高院的庭前公开版的辩护词也出自李肖霖之手,当时,他受跟踪了该案7年的律师张燕生之邀,与张燕生、斯伟江、青石、公孙雪一起作为念斌案的律师团成员,虽然他担任的仅是念斌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律师,不过,他自告奋勇地提出辩护词初稿由他来撰写。后面的开庭由张燕生和斯伟江作出了更精彩的辩护。

      “权力集中、矛盾集中、迅速腐败是现有的审判机制带来的问题。”李肖霖说,在有的地方,一旦一个案子进入法院,法官就是各方关系运作的核心。而“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普遍的组织原则。当法官身在组织当中,他的一切都会受到组织的约束,考虑在社会上和组织中自身的种种利益关系,不可能摆脱这个原则独立做人做事是必然、自然、甚至合理的现象。

      从西安飞回北京,才隔两天,便要从北京飞往汕头。“因为我代理的案子大多数在外地,所以我常常一年要飞100多次。”享誉中国刑辩界的知名律师李肖霖微笑着对记者解释自己行程匆忙的原因。

      他说:“我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客观上是在用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来促进我国司法的进步,这种理念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同时,我也在思考着我们国家司法上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上似乎不该由我来思考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我认为,目前的改革缺乏理论上的革命和创新。”

      鉴于李肖霖在中国刑辩界的名气,许多律师同行常常问他,“你的年收入是不是得好几千万”?而他的答案,往往让人大吃一惊,“我一年的收入也就二三百万。”

      李肖霖代理过多起被控黑社会组织犯罪案,圈内甚至开玩笑称他为“黑社会政委”。涉黑案,往往带有政治压力,而李肖霖却总是大胆提出“怀疑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且当庭指出违法办案的情节。

      他指出,当审判权力长久地由个人和小团体掌握的时候,就会蜕变成为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不再是体现国家和公众的意志与法律的追求。权力的这种运作带来的弊病必须革除。

      李肖霖向本报记者独家透露,他正在着手写他心目中的司法改革路线图。在他设计的路线图中有包括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在审判中引入公民陪审团,二是实现法官的去组织化。

      让李肖霖在业界名声鹊起的是代理北京晓庆文化公司偷税案。当时参与代理的还有许兰亭、张青松和钱列阳律师。因为这个案子,他们被媒体称为北京律师界的“京城四少”。

      李肖霖回忆说,当时他们做的是彻底无罪辩护,辩护时涉及52个问题,就像一副没有大小王的扑克牌,于是4个辩护人每人分到了13个问题。

      李肖霖回答说:“我从小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父亲是军人,自己在军营里长大。我们从小的游戏就是阶级斗争的、打仗的游戏。后来在1976年到1977年的时候,我突然顿悟能够去爱所有的人,厌恶杀戮、战争和迫害,甚至能够同情和怜悯自己的敌人。”

      李肖霖认为,他们这一代法律人,终究会成为法治前进的铺路石。只有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才会有更健全的法律出现。而他愿意做一块有点贡献的铺路石。

      28岁那年,正准备上大学的李肖霖意外地得知自己得了乙肝,住了17天院后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又两次住院,并有一次被报过病危。

      “我一年到头总是在出差的路上,许多辩护词或代理意见都是在旅途中写就的;我的压力和强度其实很大。有时因我代为辩护的一些案子,我总是遭到谩骂。”李肖霖说,“尤其是代理李天一案件的时候,网上的一些谩骂很流氓、很下流,我的家人都没法看,他们跟我一样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很支持我,而我也总是能很快乐地工作。”

      不惑之年始踏足律师行业,这23年来,李肖霖代理了许多知名案件。有些案件虽然年头久了,可是他依然能清晰地记得许多细节。

      考虑到国家不能够绝对放弃目前的某些权力运作的方式,李肖霖提出,可以组织特别法庭和启用特别的程序来进行审理,对国家认为重要的案件在特别法庭当中不适用公民陪审团的方式进行审理。

      为了研究公民陪审团,近些年李肖霖利用出差的间隙,先后写过多篇论文,甚至写过长达17万字的长篇,其中有的已经发表。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健全我国的诉讼制度,最终实现司法公正。这些想法和写作还通过派人士向有关部门提交过。2005年实行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去电视上PK,但高院的领导没有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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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所
    2019-10-2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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